国际商报记者 何诗霏
中国金融服务“出海”日前迎来两项突破。一是二维码跨境支付与印尼实现互认。中国人民银行与印尼央行9月11日共同启动双边交易本币结算（LCT）框架和二维码互联互通合作项目，双边交易本币结算范围扩大至国际收支全部项目，跨境支付国家增加的成果惠及中外人士。二是7月底，中国上线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在国家层面形成了统一对外接口。截至9月11日，统一网关办理的业务达到了198.1万笔，金额4.27亿元。统一网关是打造跨境二维码标准互认互通关键的金融基础设施，进一步强化和畅通了中国联结全球的资金网络和渠道。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日，中国—印尼跨境二维码互联互通项目正式启动双向试点运行，预计于2025年年内正式全面投入使用，采用本币结算方式，是双方支付合作的重要进展。试点运行阶段，中国境内受邀用户可使用银联云闪付APP及支付宝钱包，在印尼超过3900万家QRIS受理商户扫码支付；同时，印尼主流电子钱包用户，也可在中国境内银联及支付宝二维码试点商户直接扫码消费。这一安排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而跨境二维码互联互通正以政府对政府（G2G）和网络对网络（N2N）双轨并行的模式全速推进。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高政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与印尼的双向试点项目依托两国央行统筹搭建的G2G合作模式，采用双边本币结算机制，为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提供实践路径，并有助于增强中国支付产业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从整体拓展进度来看，目前银联已在境外19个国家和地区，与当地支付网络达成或持续推进跨境二维码互联互通合作，实现二维码受理网络的双向开放，为项目向更多国家延伸奠定基础。
何青进一步介绍，中国的跨境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正在向双向互联互通快速发展，并且全球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截至目前，银联二维码受理覆盖46个国家和地区，近70%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带动境外银联二维码受理商户规模突破1000万家，形成覆盖餐饮购物、交通出行等日常消费场景的跨境支付生态圈。跨境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合作，主要集中于中国的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主要有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等。2024年，中国与越南两国央行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明确加强本币结算和跨境支付合作。同时，银联在20个拉美国家开展业务，且已在阿根廷参与当地二维码支付网络互联互通项目，成功开通60万商户受理银联标准钱包，为拉美市场提供了可推广的范式。
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是跨境支付基础设施，支持境内外机构通过“一点对接”开展跨境二维码支付合作，优先支持“外包内用”业务，已与多家境内外参与机构合作。对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运行带来多方面的利好，何青指出，一是一点接入，覆盖全网。境外机构无需再分别与支付宝、微信支付、银联等多个中国的支付渠道逐一进行商业谈判和技术对接，只需接入统一网关，理论上实现同中国境内支持主流支付方式的商户进行交易，这极大地降低了市场准入的门槛和成本。二是受理更广，操作不变。境内商户无需进行任何新的软硬件改造，现有的支付二维码可以自动支持通过统一网关接入的境外钱包，这意味着商户能无缝接待更多国家的游客，扩大了客源，增加了潜在销售额。三是巩固生态，提升效率。对于境内支付机构，通过统一网关，可以更高效、更规范地将其庞大的商户网络开放给更多境外合作伙伴，进一步巩固其支付生态系统的核心地位，也减轻了他们与众多小型境外机构单独对接的负担。四是强化监管，防范风险。所有通过网关进行的跨境交易都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进行清算和结算，这使得监管机构能够更清晰、更集中地监控跨境资金流动，提高了反洗钱（AML）、反恐怖融资（CFT）等合规监管的效率和有效性。五是体验不变，选择更多。境外游客可以使用自己熟悉和信任的本国支付平台，在中国享受几乎无差别的移动支付体验，中国游客出境时，也能因对方国家接入类似网络而享受便利。
高政扬称，作为国家层面构建的跨境支付服务统一接口，统一网关能有效消除不同国家支付系统间“标准不统一、互操作性差”的行业痛点，无论是用户主动扫码还是商户展示码被扫的交易模式，均能实现无缝衔接，从技术接口层面打通跨境支付的“堵点”。并且，中国作为全球二维码应用规模最大的市场，该统一网关的落地可显著提升跨境支付的效率与安全性，同时降低企业和个人的支付成本，进一步增强跨境支付服务的可及性与便利性，让跨境资金流转更高效、更经济。此外，这一机制还有望扩大人民币在跨境支付场景中的使用范围，助力中国支付技术标准向国际市场输出，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坚实的支付基础设施支撑。
与此同时，高政扬认为，跨境支付互联互通在向更多国家和地区拓展的过程中，面临着技术与法律监管等核心挑战。首先，在技术层面，不同国家的支付系统在技术架构、数据格式、传输协议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系统间的数据交换与信息共享存在明显障碍，难以实现技术层面的顺畅兼容。其次，在法律监管层面，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监管框架存在显著差异，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数据跨境流动等监管领域，规则要求的不同大幅增加支付机构的合规成本，部分情况下可能导致支付系统无法实现无缝对接，形成监管层面的“壁垒”。
何青指出，跨境支付，特别是小额零售支付，长期以来被高昂的交易成本所困扰，包括货币兑换的汇率损失、中介机构手续费以及流动性管理的成本，这些成本显著影响了商家参与跨境支付的积极性。此外，建立和维护一个能够覆盖全球、高效运作的支付网络需要巨大的前期投入，商业可持续性是一大考验。而且，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部分国家对于过度依赖单一支付体系及可能带来的制裁风险感到担忧。因此，建立新的跨境支付安排不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更涉及国家间的互信、数据主权以及对全球金融治理权的考量。
针对这些问题，何青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建立多边监管协调机制与“监管沙盒”。应该由各国央行、金融监管机构牵头，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就反洗钱（AML）、数据隐私保护等关键议题寻求“最大公约数”，推动监管规则的等效互认。同时，积极推广“监管沙盒”模式，允许创新支付项目在风险可控的环境下进行跨境测试，为监管规则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实践依据。其次，积极推动多边跨境支付项目。一方面，利用现有的多边支付平台，例如，国际清算银行联合中国在内的多家央行发起了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旨在利用央行数字货币（CBDC）和分布式账本技术（DLT），通过建立一个通用的技术平台，有望实现各参与国央行数字货币之间的直接兑换和点对点支付，从而大幅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跨境支付互联互通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国家之间的多边互联互通机制。最后，提高关键金融基础设施的治理透明度，加强中立性。新建或升级的跨境支付系统（例如，CIPS和数字货币桥），其治理架构应体现多边主义原则，确保其作为中立、普惠的公共产品的属性，从而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信任。
高政扬建议，可以借助技术赋能提升兼容与安全性，可探索应用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实现跨境交易信息的加密传输，在满足数据跨境流动合规要求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支付链路的稳定性与交易安全性，为跨境支付互联互通提供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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